聚焦史前治水与长江文明溯源 考古学界荆门研讨新发现

史前先民如何治水？水利合作如何影响早期社会组织？长江流域的治水实践与文明化进程又有怎样的关联？围绕这些问题，一场聚焦史前治水与长江文明溯源的学术研讨会在湖北荆门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学界代表相聚一堂，交流最新发现与研究心得。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共同主办，于11月1日至2日在被誉为“荆楚门户、江汉腹地”的荆门召开。这是考古学界首次开展史前治水研究专题研讨，与会学者围绕长江流域史前遗存考古发现、史前治水与长江流域聚落演进、治水考古视角下的长江流域文明化进程研究3个议题展开讨论。

五个环节近二十场报告 覆盖长江上中下游

研讨会通过长江中游史前治水遗存新发现、长江中游史前治水与聚落演变、长江下游古代治水与相关研究、长江上游古代治水与城市化、水资源利用与文化互动5个环节，安排了近20场学术报告，从不同区域和角度呈现史前治水研究的最新进展。

在长江中游，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冬冬博士提出，史前“水利共同体”对应着以村落和家族为核心的合作机制。聚落水网复杂，需要多个居住点或家族之间长期的联合协作。这种基于水利合作形成的社会组织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能够跨越漫长数千年而保持形制、规模和布局的基本稳定。从史前时期到历史时期，其作为稻作农业水利的基本性质和技术逻辑也保持高度稳定性。

南京大学考古文物系博士生袁方则关注屈家岭文化的水利设施。他指出，这类设施选择天然易汇水、积水的湿地，通过人工堆筑拦水设施来增大蓄水量。研究表明，屈家岭文化内部存在治水经验的知识共享，人们团结应对气候变化，保障农业生产，推动社会持续发展。

湖北省文物局局长陈飞表示，五千多年前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先民利用河湖条件，修建城址、建设水利设施以抵御洪水、保障水源，带动农业生产和聚落社会不断发展，清晰展现了南方史前文化“控水、用水、管水”的实践路径。

从崧泽水田到良渚工程 下游治水成果丰硕

长江下游的治水考古同样引人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倩介绍，崧泽文化水田有一套与稻田相配套的水利设施，水井和排水沟等水利设施也密集出现。针对每个聚落所处的局部自然环境不尽相同，人们建造水利设施要解决的问题也有所侧重。

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工程师李雪迎看来，良渚水利工程体系的科技特征与价值，体现为创造了早期水利考古中目前发现的多项之最：堤坝工程群规模最大、工程数量最多；水利工程体系最复杂、分布最广泛；水利工程类型最丰富、功能最全面；水利工程水工技术最多样、特色最鲜明。

中国水利博物馆馆长陈永明说，根据杭州西险大塘的地勘资料，可以对良渚时期苕溪河道可能的路径进行探索性复原，有助于理解良渚古城选址与下游坝群的运行机理。

中原地区的案例也被纳入讨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贾一凡提出，余庄遗址兼顾水源与安全，体现“避害趋利”的选址智慧；存在“自然水系—连洼为壕—人工设施”三级水资源体系，以最小工程量获得最大水利效果，是“顺势而为”的典型。

上游治水传统与早期国家水资源利用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黄明认为，成都平原冲积扇地貌、水系格局及晚全新世气候波动是洪水频发的自然基础。宝墩文化晚期聚落向水土条件好的低阶地、冲积平原集中，但洪水风险上升，古蜀先民水环境适应改造能力持续提升，逐步形成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本土治水传统，治水思想从“堵”向“疏”，由被动避洪走向主动调适、与水共生，最终为后世都江堰水利设施的修建奠定了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国梁研究员表示，偃师商城遗址发现的涉水遗存，涵盖河流、湖泊、水池、沟渠和水井等水资源利用场景，并打造出集防御、交通、景观、消防和排涝为一体的水资源利用体系。偃师商城的水资源利用策略已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形成的注重防治结合，转为突出权力和仪式需求，兼具防御、防洪和排涝等方面的综合利用，这也是中原地区早期国家和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复杂社会水资源利用策略的最大差别。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江宁说，周原遗址通过构建的高精度数字高程模型，确认了三个冲积扇和四条河流。考古研究表明，位于高处且水量充足、稳定的水资源是周原西周城址规划的第一变量。

考古基地揭牌 史前治水研究再上台阶

研讨会期间，与会代表参观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基地陈列室。会上，该基地正式揭牌启用，标志着考古“国家队”在当地开展70多年卓有成效的合作研究基础上，又迈上新台阶。荆门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高刃认为，该考古基地落户荆门，必将推动长江中游区域文明考古研究迈向更高水平，产出更多考古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研究员作研讨会总结时表示，学界过去提得最多的是公众熟悉的大禹治水。这次研讨会是首次专题围绕史前治水考古研究的综合性学术会议，并结合长江文明溯源进行讨论，对未来继续探讨、深化史前治水研究有重要意义。

他说，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距今5000年前后，史前先民治水与城址设计、社会复杂化、文明形成连接在一起，通过探讨治水实践对早期社会发展模式与文明化进程的深层影响，将进一步深化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认识与阐释。